六届六中全会 毛泽东与王明展开激烈争论

栏目:背景 来源:铜仁汽车网 时间:2019-07-11

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毛泽东敏锐地认识到,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分裂时容易产生“左”倾关门主义;合作时容易出现右倾投降主义。

还在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就提醒全党: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但也必须警惕出现右倾投降主义。在1937年5月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提醒全党:“向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同时又向尾巴主义作斗争,是执行党的任务的必要条件。”他进一步指出:“陈独秀尾巴主义的复活是不能容许的,这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在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反映。降低党的立场,模糊党的面目,牺牲工农利益去适合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要求,将必然引导革命趋于失败。”这些富有预见的认识为事实所证明是正确的。毛泽东非常清醒地密切注意着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右倾投降主义问题。

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后,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就表现出来。一部分共产党员对国民党的本质缺乏认识,在酝酿合作的过程中,上了国民党的当。如毛泽东点名批评的闽粤边游击队负责人何鸣率部接受国民党的改编,在毫无防范的情况下,近千名游击队指战员被国民党军队包围缴械。毛泽东将这类现象称为“何鸣危险”,提请全党特别注意。

在党内和军队内,个别人在改编后不愿意严格地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发展个人英雄主义,以受国民党委任为荣耀。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前线后不久,八路军某高级指挥员回延安见毛泽东,递上一张名片,上面印着“国民革命军少将××”的字样。毛泽东见后心里很不高兴,就询问他前方的情况,有些问题他答不上来。毛泽东就批评他说,你这个“少将”,还不如“芝麻酱”和“豆腐酱”。这个严厉批评给这位同志敲了警钟,帮助他扫除了以受国民党委任做官为荣耀的思想灰尘。

毛泽东有着丰富的统一战线工作经验。大革命后期因为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而导致大革命的失败给毛泽东留下难忘的印象。因此,他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过程中,就强调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他说,做统一战线工作,就像到大海里去游泳,既要放开胆量,又要使自己不被淹死,共产党员做统一战线工作,就要像“制钱”那样,内方外圆,既要有原则性,又要有由原则性决定的适应各种条件的灵活性。他提醒全党务必保持高度警惕,保持党在统一战线中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相对独立性。这些话是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讲的。此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尚未正式形成,右倾投降主义还没有成为现时的危险。

 到1937年11月,日本帝国主义先后攻陷上海、太原,大片国土沦丧,全国抗战出现了许多困难。这时国内的民族投降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内的阶级投降主义又有新的发展。正在这个时候,延安举行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毛泽东应邀作题为《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演讲。会议非常庄严。因为日本侵略者占领华北大片领土,使与会者的心情格外沉重,而党内和社会上的右倾倾向又使人们感到困惑不解。毛泽东站在台前,两眼扫视着参加会议的党的活动分子,心情沉重地分析太原上海失陷后的严峻形势,提出争取由片面抗战转到全面抗战是我们面临的最紧迫的任务。鉴于党内和社会上投降主义开始泛滥,毛泽东明确地提出,在党内在社会上均要反对投降主义。在党内要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在全国,要反对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如不反对投降主义,就不能变片面抗战为全面抗战,就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毛泽东把反对投降主义提到相当重要的位置来认识,指出这是关系到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谁领导谁的问题。

毛泽东的一系列的讲话,犹如一副清醒剂,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开始有所认识。然而,11月7日王明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后,使问题变得戏剧化和复杂化。

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党内第三次“左”倾错误的主要代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他就离开国内到莫斯科,担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并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书记处书记。这无疑在王明头上增加一些神秘的光环。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和毛泽东在全党全军中领袖地位的确立,共产国际对毛泽东和对王明的态度也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变化。王明知道这种变化后,一方面他在公开的场合下也不得不提到毛泽东的领袖地位,但是从内心中王明是不服输的,而在暗中散布毛泽东只知道孔孟儒家学说,只能以孔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法去治国安邦,他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不能成为党的领袖。

应该承认,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王明也曾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他在1935年8月1日起草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在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过程中具有较重要的地位。毛泽东曾经说过,“八一宣言”是我们党搞统一战线的一个“源”,没有这个源,就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的“长流”。但从这个时候起,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就开始流露出来。

1937年11月7日,王明到达延安时,毛泽东带领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及军队领导人前往机场迎接。这倒不是毛泽东对王明有什么特别的感情。毛泽东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的直接受害者,但却无缘相见。延安机场是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当王明走下飞机时,毛泽东伸出手,说道,欢迎你给我们山沟里送来马克思主义!这是一句多么意味深长的欢迎词。王明听后,心中有一种不可言状的感觉。显然,在毛泽东与王明握手的瞬间,他们之间的新一轮斗争已经开始。

如果说,王明回国之前,党内的右倾投降主义还只是一种倾向,一种现象,一种情绪的话,那么,王明回国后,就将这种倾向、现象、情绪发展成新右倾投降主义。

王明此次回国,是负有在中共中央贯彻共产国际的“新政策”的使命的。1937年8月lo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曾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中国局势和中共的任务。王明在会上作了带鼓动性的乐观的报告。他认为,中国目前的中心问题是在国共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全中国反日各党派的抗日大联合,进而建立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并建立包括全中国各种武装力量在内而同时有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供给、统一武装、统一军事计划的统一的国家军队。他指出,只要蒋介石进一步转变政策,中共就准备承认国民政府为真正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甚至同意完全保有现在领导成分。季米特洛夫认可了王明的报告。季米特洛夫认为:这时的关键,还是国共统一战线的建立问题。由于中共的财力、物力和人员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集中在苏区,干部也是在同南京政府进行的武装斗争中培养出来的,工人成分在党和红军中比例很小。他担心,要靠这支队伍使党的政策和策略发生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真正地同自己过去的敌人携起手来,是否可能。因此,他认为:“需要能在国际形势中辨明方向的、有朝气的人去帮助中共中央。”王明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派回国帮助中共中央,贯彻共产国际的新政策的。

王明回国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大多齐集延安。12月9日至14日,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王明在会上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他在报告中一方面讲了要坚持抗战,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重点是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了批评。他认为,过去对国民党的根本转变认识不够,对国民政府开始起到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的作用和国民革命军开始起到全国统一的国防军的作用估计不够;过去太强调解决民主、民生问题,没有把握住“抗日高于一切”、“一切服从抗日”的原则;过分强调独立自主,没有采取“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工作方法。他认为,应该有统一的群众组织和统一领导的群众运动,在抗战条件下,不怕国民党限制,要到国民政府去立案,争取合法;他不同意公开批评国民党执行片面抗战路线,认为这种提法太尖锐,使人害怕。他不赞成毛泽东在8月27日政治局常委座谈会上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南京国民党营垒中有左、中、右三派的提法,认为只能以抗日或亲日为标准;也不赞成国民党和共产党谁吸引谁的提法,认为不应空喊领导权,不应说谁领导谁,而是国共“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他还批评了洛川会议的战略方针和刘少奇的《抗日游击战争中的若干基本问题》一文。

由于王明传达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而且他引经据典,讲得很有煽动性和鼓动性。因此,与会者中多数同志对王明产生了盲目的信赖,一时不能明辨是非,许多人还根据王明所提出的观点,检查总结过去统一战线工作中的得失,承认过去有“狭隘观念”和“不策略”的地方。

毛泽东对王明的讲话以及产生的影响感到震惊,甚至感到出乎意料。他明白,王明的观点是错误的,如果按照王明所提出的主张去指导抗日战争,去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无疑会重蹈陈独秀的覆辙,重演大革命失败的历史悲剧。同这种观点斗争那是不可免的。现在的问题是,参加会议的大多数同志被王明的讲话所迷惑,尽管这些人同王明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而只是认识上的问题,但提高全党的认识需要时间,需要做大量工作。如果现在贸然同王明斗争,后果还很难预料。毛泽东经过冷静思考后决定采取暂时不正面交锋,但必须坚持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路线的策略。所以,毛泽东在讲话中,正面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同时,对独立自主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国民党营垒左、中、右的不同倾向,国共两党谁吸引谁,群众救亡运动中的迁就主义,统一战线中的“和与争”的对立统一,改造政府和改造军队的必要性等问题,作了辩白和进一步的解释。毛泽东在发言中提出,在统一战线中左中右的问题是存在的,而国民党与共产党谁吸引谁这个问题也是有的,不是说要将国民党吸引到共产党,而早要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政治影响。没有这一条,便不能争取抗战胜利。而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独立性,便会使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方面去,这是十分危险的。毛泽东还指出,洛川会议,战略方针是对的;强调独立自主,也是对的。独立自主对敌军说是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对友军说是相对的集中指挥,对自己说是给下级以机动。

毛泽东虽然强调了自己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看法,但他这时对从政治上组织上改造国民党,进而建立统一战线的国防政府的可能性也抱有期望。因此,毛泽东表示接受共产国际关于“共同负责、共同领导”的意见,并表示赞同王明关于在现有基础上帮助和改造国民党政府的看法。于是,政治局通过了王明的报告,并在基本方面肯定了共产国际提出的策略和主张。

但是,会议在毛泽东等人的坚持下,并没有形成决议。理由既简单又充分,既然全党对问题的认识还未统一,就不要急于作出决议。如果草率地作出决议,将会造成严重的后果。等全党认识提高和统一后,作出决议会产生更好的效果。会议决定增补王明、陈云、康生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对于中央人事安排,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实行集体领导分工负责的原则,张闻天仍主持党务等日常工作,毛泽东负责军事,王明负责统一战线工作。会议决定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负责与国民党谈判。正是由于这些措施,抑制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在全党的发展。

会后,毛泽东又多次强调,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在12月24日的关于红军在友军区域内应坚持统一战线原则的指示中明确表示:为达到统一战线的目的,在共同负责,共同领导,互相帮助发展的口号下,共产党应注意与国民党磋商工作,必须注意尽量取得他们的同意与合作,从抗战利益出发,说服他们采纳我们的意见与建议,万不能同意时,不应勉强,而应暂时让步。

王明到达武汉后,继续推行右倾投降主义,在未经中共中央同意的情况下发表与中共中央相左的意见,并擅自以毛泽东的名义发表谈话。王明在长江局的独断专行、不遵守纪律的行为以及在统一战线问题上过分退让的言论,引起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的不安。但是鉴于全党的认识水平和为了维护党的团结与统一,毛泽东没有公开批评王明,甚至让王明的言论公开刊登在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上。

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在会上,王明继续鼓吹右倾投降主义观点,提出了“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的主张。这些主张,这些口号是束缚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绳索,是右倾投降主义的继续发展。

对于王明的观点,毛泽东还是没有给予正面的批判。但又非常有针对性地着重讲了军事问题。他指出,要充分认识战争的长期性、国民党的腐败和共产党力量的不足、英美等国帮助日本多于帮助中国、苏联对中国也不能有更多的援助等情况。这些情况,造成了中国抗战的长期性。毛泽东强调,坚持抗战和争取抗战的胜利,要以自力更生为主。为此,要在将来战争发展过程中创建许多抗日区域,如陕甘、绥远、山西、山东、鄂豫皖、湘鄂赣、皖南等,形成敌我之间的包围和反包围。在这种情况下,以分散指挥,更便于发展。至于创建新军队,主要方向是从游击队创建大兵团,聂荣臻军区便是好例,过去红军就是由许多小队伍扩大起来的。

毛泽东虽然同王明并未发生正面冲突,但激烈的斗争已经开始。当然此时的毛泽东更注意在实践中抵制王明的错误主张。他在会议上所提到的聂荣臻军区一例,就是毛泽东反对王明错误的杰作。还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就以战略家的眼光指出冀东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冀东地区地理位置很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那里平原多,丘陵也多,农业很发达,矿藏十分丰富,是一相当富足的地方。正因为冀东处在一个咽喉要道的战略位置,所以,日本侵略者占领东北三省后,为了吞并整个中国,首先把魔爪伸向了冀东。对于战略位置十分重要的冀东,我军当然势在必夺。然而在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王明反对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怎么办呢?他没有为王明的主张所束缚,于1938年2月又给八路军总部和晋察冀军区同时发去电报,指出,以雾灵山为中心的区域,有扩大发展前途。但这是独立作战区,派去的部队须较精干,且不宜过少,军政党领导人员需有独立应付新环境的能力,出发前要做充分准备。并且指示,干部主要由聂荣臻负责配备。聂荣臻认真贯彻毛泽东的指示,派邓华带领邓华支队到冀东开辟根据地。邓华支队到冀东后,不仅在那里站住了脚根,而且把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对此,毛泽东感到十分欣慰,他在政治局会议上把聂荣臻积极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经验介绍给全党。

毛泽东是在部分保留意见的前提下,去贯彻共产国际的新指示的,并且在一段时间内对王明也采取不去正面冲突的态度。但是,王明对国民党的种种让步,却让到了毛泽东所能许可的限度。于是在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后,毛泽东开始注意积极发挥中央的领导作用,在实际工作中限制和纠正王明的错误主张。

三四月间,毛泽东连续就战略方针问题致电朱德、彭德怀,针对王明提出的“统一”的主张指出,要坚决反对“不顾蒋令,不顾友军”的行为,应事先力求取得蒋之同意,并与友军协同。但是,“蒋之命令是双关的,一面包含战略需要之积极意义,一面又难免不包含恶意在内”,因此,具体处置应依当时情况而定。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毛泽东也指出,应当警惕国民党“同我党争取领导权,孤立我党的一面”。3月25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书记处还起草了《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电》,不顾王明的反对,再次提出了民主、民生的要求。这引起了王明的不满,他扣压了中央书记处的电文。在国民参政会召开之际,王明又擅自删去了毛泽东致大会贺电中“开宪政之先河,启民意于初步”等用语,生怕刺激国民党。5月,毛泽东再度公开强调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强调全民族抗战的主张,并发表《论持久战》,强调八路军、新四军及其游击战争的重要作用。这又引起了王明的担心与不满。当毛泽东将《论持久战》一文送交《新华日报》发表时,王明竟不同意在《新华日报》刊登,只同意印成小册子。不仅如此,他还秘密托在武汉的苏联人员将他对毛泽东此文的意见转告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企图破坏毛泽东在联共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心目中的形象,求得共产国际在组织上的干预。

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对王明回国以来所推行的右倾投降主义和目无中央的态度日益不满,双方的矛盾不断加剧和公开化。在这种情况下,3月政治局会议决定派任弼时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共产党的情况和抗日战争的形势。任弼时到达莫斯科后,于4月14日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递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5月17日,又作了详细而全面的口头汇报。共产国际负责人从任弼时的汇报中了解到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发展趋势和前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情况,国共新合作的特点、困难与阻碍,共产党的方针和任务,共产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和任务,群众运动的发展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的活动以及中国共产党自我建设等方面的情况。这样,共产国际加深了对中国革命的了解,也加深了对毛泽东的认识。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就中国革命问题作出了决议,肯定抗战以来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不久,任粥时接替王稼祥,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稼祥准备回国。

王稼祥回国之前,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接见了王稼祥。季米特洛夫很关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和党内团结问题。他请王稼祥转告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都必须支持毛泽东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和成长起来的领袖。而且还请王稼祥转告王明,指出,王明缺乏实际工作经验,不应争当领袖。

王稼祥回国后,在193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如实地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讲话,他说:“今天的环境中,中共主要负责人很难在一块,因此更容易发生问题。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紧密团结的空气。”“在我临走时他特别嘱咐,要中共团结才能建立信仰。在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抗战的关键,而中共的团结又是统一战线的关键。统一战线的胜利是靠党的一致与领导者的团结。这是季米特洛夫临别时的赠言。”

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季米特洛夫的口信,犹如收缴了王明的尚方宝剑,使他失去了依托,相反,共产国际对抗战以来中共中央政治路线的肯定和对毛泽东的支持,又有利于巩固毛泽东在中国党内的领袖地位。特别是人们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只能帮别人的忙,而束缚自己的手脚。这些认识来之不易,其中浸透着毛泽东的心血。

在清算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时机成熟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召开六届六中全会。王明不服从中共中央决定,心怀鬼胎地要求中央把六中全会的会址移到武汉。毛泽东和中央坚决拒绝了王明的要求。六中全会于l 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在延安举行。会议地点设在延安城内的一座旧教堂,这里曾经是周恩来和张学良第一次会谈的地方,因此而引人注目。中共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以及中央各部门和各地区领导干部47人云集这里,王明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也回到了延安。教堂外平静无异,然而会场里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正在紧张地进行着。

会议开始后,王稼祥再次传达了季米特洛夫的临别赠言,这对全会克服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起了重要作用。

在会上,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及《战争和战略问题》的总结报告。他科学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阐明了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的任务,着重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地位和神圣职责。他指出,抗战15个月来的经验证明,抗日战争是长期的而不是短期的,战略方针是持久的而不是速决的,最后胜利是中国人民的,悲观论者是毫无根据的。毛泽东认为,中共中央制定的全面抗战路线,是符合中国实际的,在实践中已经取得巨大胜利。抗日战争即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即战略相持阶段,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任务就是克服困难,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建设新中国。为了实现这个任务,全党同志必须团结一致,认真地担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使命。

毛泽东尖锐地批判了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关门主义和投降主义的偏向,着重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他科学分析了抗日时期统一战线的统一性与独立性、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正确关系。他说,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阶级斗争必须服从抗日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在此原则下,保持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是因为合作和统一而牺牲党派和阶级的必要权利,而是相反,坚持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利,这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谓合作,否则,就是将合作变成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毛泽东在批判“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时,指出,国民党是当权的党,它统制民众运动,限制共产党的发展,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不愿制定共同的政治纲领,不允许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一切经过统一战线”,那就是一切经过蒋介石、阎锡山,成为单方面服从,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在当前的形势下,我们应该根据不同情况,分别采取“先奏后斩”、“先斩后奏”、“斩而不奏”、“不斩不奏”等对策。

毛泽东对战争形势和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作用作了阐明。针对王明在发言中表现出的对革命的乡村能否战胜敌人城市的怀疑,毛泽东指出,中国的情况跟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大国,而且又有了今天这样的新的政党、军队和人民,完全可以在乡村坚持长期的广大的战争,去反对占领城市的敌人,用犬牙交错的战争将城市包围起来,孤立城市,从长期战争中逐渐生长自己的力量,变化敌我形势。再配之以世界的变动,把敌人驱逐出去而恢复城市。为此,必须把党的工作重心放在战区和敌后。在战略方针问题上,毛泽东指出,在抗日战争的全体上说来,正规战争是主要的,游击战争是辅助的,因为抗日战争的最后命运,只有正规战争才能解决。但是,如果没有最广大的和最坚持的游击战争,要战胜日本也是不可能的。因此,游击战争虽在战争全体上居于辅助地位,但实际占据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毛泽东针对王明等人脱离中国实际的问题,告诫全党不要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教条。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离开中国的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全党必须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般原理和国际经验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反对教条主义,废止洋八股,提倡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毛泽东还针对王明下车伊始,以钦差大臣自居,指手划脚,目无中央的做法,特别强调了加强党的纪律的重要,重申了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组织原则。据此,全会也通过了有关党规党法。全会还决定撤销长江局,调王明回延安工作。

会上,有40多人先后发言,支持毛泽东提出的各项主张。会议后期,很多人点名或不点名地批评了王明的种种错误。王明因离会较早,没有听到这些批评。他在为自己辩解的同时,也公开承认了毛泽东的“领袖的作用”,表示要“统一团结在中央和毛同志的周围”,“如北辰而众星拱之”。这说明,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和政治、军事主张,已经得到了全党的承认。

在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没有因为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而发动对王明的公开批评,而是以表明他同王明形成分歧的观点的方式赢得了与会同志的认同。这就在实际上基本解决了毛泽东与王明之间的争论和矛盾。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赞同毛泽东对15个月来抗战经验的总结和对当前抗战形势的科学分析。从而统一了全党的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

会议闭幕那天,全体代表举行了会餐。会餐后,天空已升起一轮皓月。毛泽东神情兴奋,像是刚刚打完胜仗那样高兴,他不断同大家谈笑风生。他有所指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问你,你愿意不愿意去开一牛皮公司,由你来当经理。接着,他又风趣地说,开一个牛皮公司,要有好大的本领噢!停了一下,他又说,第一,当牛皮公司的经理要厚脸皮;第二,当牛皮公司的经理,要会夸夸其谈,还要会阿谀奉承;第三,当牛皮公司的经理,还要会拉拢一帮人替他卖力;第四,当牛皮公司的经理,还要会作广告,会印小册子,扩大宣传;第五,……毛泽东一边说一边扳着指头,一边哈哈大笑,引得其他领导同志也笑得合不拢嘴。毛泽东讲的所谓牛皮公司实际上是指王明。

取得克服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胜利是值得高兴的事情。高兴之余又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认真思考。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等人是关门主义者,他们反对同一切中间势力建立任何形式的统一战线,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最危险的敌人。到抗日战争时期,却又从“左”跳到右,其中原由在哪里呢?对此,毛泽东作了精彩的评论。他说,王明理论和路线的核心就是听别人的话,按别人的意志办事,为别人的利益效劳。毛泽东还一针见血地指出,王明对中国革命、对中国共产党自己的事情想得太少,而替别人想得太多了。

与王明形成鲜明的对比,毛泽东既是一位爱国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位国际主义者,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在毛泽东身上得到完美的体现。作为爱国主义者,毛泽东把民族利益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为了民族利益,他据弃前嫌,同与自己作战多年的蒋介石合作;作为国际主义者,他关注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善于把中国革命放到国际这个广阔背景中去思考。1939年8月23日,苏联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对此,许多人,包括共产国际的一些领导人都觉得不能理解斯大林。9月1日,毛泽东就条约问题发表对《新华日报》记者的谈话。他指出,苏德协定打破了张伯伦、达拉第等国际反动资产阶级挑动苏德战争的阴谋,打破了德意日反共集团对于苏联的包围,巩固了苏德两国间的和平,保障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在东方,则打击了日本,援助了中国,增强了中国抗战派的地位,打击了中国的投降派。在这一切上面,就安置了援助全世界人民争取自由解放的基础,这就是苏德互不侵犯协定的全部政治意义。

毛泽东敏锐的洞察力和把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联系起来思考问题的方法,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的反响。当毛泽东的讲话稿被周恩来带到莫斯科,在共产国际传开后,各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无不称赞毛泽东非凡的观察力。罗马尼亚驻共产国际代表安东尼斯库赞誉说,毛泽东比我们高明得多,我们在莫斯科对条约都不能理解,毛泽东远在延安,却能理解这样透彻。

斯大林是列宁逝世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最重要的领导人,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也是无可怀疑的。毛泽东对斯大林也是非常尊重的。1939年12月20日,为庆祝斯大林60寿辰,毛泽东发表《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一文,指出,中国人民正处在历史上灾难最深重的时候,是需要人们援助最迫切的时候。斯大林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忠实的朋友。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真正援助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没有他的援助,是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12月21日,延安各界举行庆祝斯大林60寿辰大会。毛泽东出席大会并发表讲话。在讲话中他称赞斯大林同志是一切被压迫者的救星,应使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都懂得:只有社会主义的苏联,只有斯大林,才是我们中国的好朋友。

尊重不等于盲从。毛泽东在肯定斯大林在指导中国革命中的巨大功劳的同时,也清楚地认识到斯大林在指导中国革命中的错误。因此,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就特别强调,中国的事情,应该靠十解中国情况的中国同志自己解决。在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心里明白,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根源是来自共产国际,来自斯大林。斯大林和苏联其他领导人当时在外交上只同国民党政府发生关系,而且对蒋介石的抗日积极性估计过高,对他的反共立场估计不足,这些对王明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1956年毛泽东在写作《论十大关系》时,明确地指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这种认识不是后来才有,而是在反对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过程中就已经具有。毛泽东意识到王明右倾投降主义同共产国际的关系,也懂得要取得克服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胜利,没有共产国际的支持是不可能的。

因此在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派任弼时为代表到苏联向共产国际申述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具体情况,使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中国的情况有了较多的了解,他们表示同意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这就有利于中共党内较快地克服王明的右倾错误。正是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过程中,敢于斗争,敢于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革命中紧迫需要解决的问题,才在共产国际以及苏联党内赢得了很高的声誉。1939年3月,在苏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曼努伊斯基作《国际形势和反法西斯运动》的报告时,代表苏共中央明确宣布:中国共产党的优秀人物——毛泽东和朱德是政治领袖和天才将领品质俱优的人物。(摘自《毛泽东之路·民族救星1935-1945》张树军 雷国珍 高新民/著 中央党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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